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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制蒙古语新文字的方向、原则、方法和思

来源: 未知
摘  要:作者参照《汉语拼音方案》和有些国家采用拉丁文字的变通法,创制了35 个新字母。由于字母齐全、拼音功能强、设计先进,我创制的新文字,不但人们认读和拼写方便,而且能准确拼写蒙古族书面语、外来语名词,同时也很适应国内外 计算机通用。即用该文字写的E-mail或电报,国内国际通讯设备也容易接受。该新文字有利于蒙古族学生学习双语和其他民族(包括民考汉)学生学习蒙语。 作者主张在使用托忒蒙文的同时,还要创制新文字。
新疆蒙古族的大部分原先是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精锐部队。他们定居西域或中亚部分地区后,史学界称他们为卫拉特蒙古。他们是全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oirad) 意即近邻者。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主要由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绰罗斯(或准噶尔)四部组成了四卫拉特联盟。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 英雄好汉和精英。正因为这个原因,曾经在卫拉特蒙古中产生了世界蒙古族诗顶峰——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卫拉特法典》、《托忒文字》等具有国际意义 的文化成果。
现在,中国蒙古族有两种蒙古文字。13世纪初,按成吉思汗的旨意,蒙古族借用了回纥文字,到14世纪才定型为回纥式蒙古文字;现在叫作老蒙文字(或胡都木文字)。
生息于丝绸之路上的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由于受邻近国家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到了十七世纪有了较大的发展,老蒙文已不适应他们的语言了。所以,1648年,咱雅班迪达大师在老蒙文字基础上创制了托忒文字。由于该文字的字母齐全,拼写法精密,所以它以“明体文字”(Todo  ūzūg) 的雅称闻名于世。从它的拼音功能看,它能满足本民族的书写需要。托忒文字(包括老蒙文)过去为蒙古族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仍然 在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放眼未来蒙古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在当今迅猛发展的国 内国际信息时代,托忒文字和老蒙文字又暴露出了明显的局限性或不适应性,都不能满足或适应21世纪国内国际信息交流的需要了。因此,要想把蒙古文化教育与国内国际先进文化教育接轨,就必须把蒙古文字拉丁化。这是一定要迈出的第一步。
江 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①江总书记还提出了我 们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伟大思想。江总书记的这些精辟的论点,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指明 了科技人员的奋斗方向,拓宽了时代的要求,现在,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江总书记的指示落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去。在国 内国际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蒙古族研究人员面临的首要而紧迫任务就是要以创新的思想和决心,创制拉丁化的蒙古语新文字,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从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们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说实在的,推广和使用拉丁化的新蒙文是一种蒙古语言文字史上的科学革命。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又是文化的载体。21 世纪是电子计算机信息化时代。用形象语言讲,通过计算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我们完全有必要创制拉 丁化的新蒙文字母。这可谓生逢其时。使用拉丁新文字,最起码,有三个好处。首先,中小学生从小开始通过拉丁新文字学好母语、汉语、英语和掌握计算机操作技 术,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其次,蒙古民族知识界通过拉丁新文字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介绍给更多的国内国外人。再次,使用拉丁新文字,有利于国内外信息交流。 所以,我们应该高瞻远瞩,下大决心,讨论蒙古语新文字使用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行动,就会落后于别人。说实在的,在蒙古族中小学生和知识界推广、使用拉丁 新文字,虽然不是那么轻车熟路,但也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蒙古语是能适应拼音文字的语言。根据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新疆蒙古族学校推广斯拉夫新文字, 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维吾尔、哈萨克群众中推广拉丁新文字的经验,只要政府支持,方法得当,民族学生和群众很容易学会拉丁新文字。如果我们先搞实验班(包括小学一至三年级和三四个初级扫盲班),然后从小学开始学它八年,那么,大力推广新文字的条件也就有了。人们会支持这种搞法。
至于托忒文字和老蒙文字,现阶段在出版部门和民间可继续使用;将来作为老文字或古文,在高中或大学可以学习、研究。今后,我们要把托忒文字使用、研究和创制蒙语新文字定为卫拉特蒙古语言文字研究的两个基石。
一、创制蒙古语新文字字母的方向、原则和方法
毛主席曾经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②毛主席这个指示不但指明了文字改革的大方向,而且也指出了文字改革的大原则。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各省(区)党政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帮助壮、苗、侗、黎、佤、维、哈、布依、哈尼、纳西、傈傈等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 字,让他们在学好双语,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得到很大方便。笔者根据上述大原则,并参照《汉语拼音音方案》③和有些国家采用拉丁 文字的变通法,设制了蒙古语新文字字母。我们确立的具体原则如下:
第一、要便于蒙古族群众认读和书写。
第二、要便于蒙古族学生、知识分子学习母语、汉语、英语以及文化交流。
第三、要便于国内国际互联网上的使用。
笔者根据这三条原则,按拉丁字母顺序设制了Aa Bb Cc Dd Ee Ff Gg Hh Ii Jj Kk Ll Mm Nn Oo Pp Qq Rr Ss Tt Uu Vv Ww Xx Zz;θ uu;ZH zh CH ch SH sh;LH lh KH kh GH gh(r) ng(η)等35个字母。其中,只增加了θu两个元音。其余的都是用变通法设计的拉丁字母。其手写体和拉丁字母手写体相同。a、e、i、o、u、e、u、 这七个元音字母和基本辅音字母的读法,都赋予它们以蒙古语语音色彩,即赋予它们以我国蒙古语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是内蒙古中心地区察哈尔方言语音。一般来 说,在内蒙古察哈尔方言中所具有的语音,在新疆蒙古卫拉特方言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察哈尔土语中也是共有的。因此,笔者参考内蒙古语委会制定的《蒙古语音 标方案(草案)》标记了该新文字的基本元音和基本辅音。这样,该新文字也有利于我区和其他省区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1、基本元音字母:a、e、i、o、u、θ、u。其中o、u、e、u、的音位在察哈尔和卫拉特口语中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按各自的口语去认读,在字母中确定这七个元音体式就行了。
说明:A.由于受到书面语后面音节中 [i]元音的影响,蒙古书面语词第一个音节的短元音变成前化元音“攓œ”。笔者参照托忒文字的写法,解决了在新文字中标记前化元音的问题。
其例词:arbin(ærbn,许多),amin(æmn—生命),horin(xœern—二十)等。
B.蒙古语阳性和阴性元音字母不能混用在一个单词中。这个规则,称作元音和谐律。
2.长元音:aa、oo、uu、 ii、ee、oo、uu。例如:aab(a:b—父亲),eej(e:j—母亲)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拼写单词或名词时不能混淆长元音和短元音。否则会改变词义。例如:将eem(肩膀)写成em(药)的话,其词义就不同了。蒙语长元音和短元音有区分词义的作用。
3、复合元音:ai、oi、ui、ei、ui
蒙古语复合元音由不同的两个单元音连起来发音而构成。例如:ail(æ:l—村户),eim(iim—这样),teim(tiim—那样),hoino(hœn—后面),nohoi(狗),hoiton jil(hœtn jil——后年)等。
4、基本辅音字母:b c d g h j(dз)k l m n p q(tf)r s t x(f)y(j) z(dz) ng(η)
5、借词辅音:f v w zh ch sh lh( )kh gh 。例如:Wang Zhongying—汪仲英,Dawaa—达瓦,Dawut达吾特,Wat(w)—瓦特;Volga—伏尔加河,Vena—维也纳,Volt(v)—伏特等。
(3)Zh zh,Ch ch,Sh sh都是舌尖后音,只用于汉语、藏语、印度语借词和人名、地名的书写。
(4)Lh lh( )—舌尖送气边音,藏语的 音。例如:Lhasa( asa)—拉萨、Lhamu(拉姆)等。
(5) Kh kh(k )—舌后面塞擦音。主要用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人名的书写。例如:khadir(卡迪尔),Khasimian(哈斯木江),Khahar(卡哈尔),Ghani(γæni—艾尼)等。
说明:(1)蒙古语的大多数辅音都有硬音或软音。因此,在蒙语中还有部分辅音和谐现象。就是说,在说话或书写书面语时,硬辅音与硬辅音和谐,软辅音与软辅音和谐。
(2)为了便于国内国际计算机应用,采用了各国采用拉丁字母时沿用的变通法(即形似音非,例如,X字读音f,不读作艾克斯的音;一字双音,例如:C字,汉语和德、波、捷克等国语读作ts 音,美、英、加等国语读作s或k音;双字结合(即kh gh)等形式和加附加符号(即  θu )的方式,从26个拉丁字母中派生出  θu  ng,zh ch sh, lh kh gh等两个元音字母、一个辅音字母(ng)和六个音标。
(3)在英、美、法或国际音标中,q发kyu或ky音;x发ha或εks(艾克斯)音、j发dзe或 зi。为便于蒙古族中小学生和年青人学汉语,笔者给Qq、Xx、Jj辅音,都赋予它们以tf、f、dз音。过去设制的维吾尔新文字中,(《汉语拼音方案》中的)q和x辅音也被读作tf和f音。比如:qakar(仆人),xagirt(徒弟)等。
(4)考虑到使用国际互联网之方便,有时就要采用国际通用拼音方法。如:在书写蒙语E-mail或电报时,将x(f)改用sh;将q改用ch。例如:Sharma(夏尔玛,印度人名),Chagdar(藏族人名)等。这种写法,一般在新蒙文中不用。
(5) 除用于书写借词和外语名词的zh ch sh f v w lh kh gh 这九个辅音字母外,b、c、d、j、k、l、m、n、p、q、r、s、t等拉丁字母的读法,都赋予它们以蒙古语音色彩。只有g、h、c、z字母有两种读音 (即当书写蒙古语名词时,就表示蒙古语的γ、x、ts、dz或dз音;当书写借词或外来语名词时,就表示外来语音)。例如:gar(γar— 手),har(xar—黑),cag(tsag—时间),zam (dzam —道路);gangbi(钢笔),guang dong—广东,Tehran(Tehran——德黑兰)等。
(6)过去,国内外学者在创制拉丁新文字时,为了使新文字一音一字,就采用了戴小帽子(即^c ^s)、穿小鞋(即ç s k h  ),系腰带(即θu )的办法给26个拉丁字母增加了几个字母。这种一音一字的新文字,人们认读很方便,但写起来不太顺手;还有一个弱点是,用这种新文字写的E-mail或电 报,英、美、俄、法等国的电脑设备无法接受。在信息化时代,多创制一个字母,其利少弊多。所以,笔者在设制该新蒙文字母时,采用了西方学者沿用的变通法和 少加附加符号的方法。由于拉丁字母符号中的Ö ü写起来不快,所以,采用了θu 两个元音体式。
(7)该新文字的大写字母使用法,连写和分写法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法都与《汉语拼音方案》和托忒文相同。(将来在该新文字蒙文书中都要详写之)
总之,新文字不但能准确记录蒙古族书面语和外来语名词,而且操不同方言土语的各地蒙古人在使用该新文字时,也可以各取所需。比如:“zam”(道路)这个名词,内蒙古察哈尔部人按自己的口音把它可以读作/dзam/;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也可以把它读作/zam/;而巴尔虎一布里亚特蒙古人按自己的口音把它读作/dzam/等。
二、该新文字正字法原则和书写规则
我们设制的蒙古语新文字正字法和托忒文字一样,按三个原则拼写蒙古语基本词汇。
1.语音学原则:它按书面语说法能拼写绝大多数蒙语基本词汇。这种拼写法叫做语音学原则。例如:hari(回家,异)、harisan kumun(回去的人)、emgen(老太婆)、(ObOgOn)(老汉)、ir(来、刀刃)、tersen eder(生日)。
2.形态学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要求人们区分同音异义词的写法。例如:eme(女性)与em(药)这两个词是同音异义词。所以,在托忒文字和新文字中书写的eme之最后元音e有区分词义的作用。ere eme(er em—男女),gadar(被面,外表)与gadara(藏语借词—洗脸盆)。这些词的e、a是听不出来的模糊元音,但有区分词义的功能。
3.传统学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我们按久用成习的习惯写法书写基本词汇或名词。例如:yabuh(jobx,走),surguuli(surrvvl,学校),uiles(uuls,事业),bars(口语里说bar,老虎)等。④
另外书写借词和外来语人名、地名时,要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拼写。例如:
A.约定俗成的原则:Beejin或Beejing(Beijing—北京),Parji(Paris—巴黎),mayuuz(马褥子—马鞍上的褥子),loobong(luobo—萝卜),zimai(zhima—芝麻),seez(shai zi—筛子)等。
B.名从主人的原则:Mao Zedong(毛泽东),DengXiaoping(邓小平),Jiang Zemin(江泽民),Tohtihanbuwei(托乎提汗·布维),Zetkin Klara(外国人名),Plato(外国人名),Wilhelm(外国人名),Britain(外国地名),Odessa(外国地名),Franc(法国),Canada(加拿大),Gwiana(圭亚那)等。
此外,有关蒙古语语法名词变格,动词使役态后缀,名词复数变格等12种变格的附加成分及其后缀,将在该新文字和托忒文字的比较读本中要详写。
总之,《关于< 蒙古语新文字方案>的初步设想》的科学性和适应性是很好的。比如:字母形式与蒙古语言的配合、字母名称、顺序、体式、音素拼写法(包括名词变格写 法)、音节的移行、拼音电报等。都可以说是充分考虑蒙古语特点,同时又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和国内国际互联网上的使用相衔接的。
三、关于创制蒙古语新文字的思考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和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维、哈、汉等民族的语言文字专家学者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有关部 门的指示创制并推行了拉丁化的维哈新文字。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又恢复使用了维哈老文字。新疆蒙古族350多年来一直使用托 忒文字(即一音一字的明体表音文字)。在这过程中,特别是解放以来,托忒文字的正字法也进一步完善了。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治区人民政府,做出了在新 疆蒙古族群众中逐步推广胡都木文字的决定。由于该文字正字法不科学;在书面语中发音与写法不相同或写法相同而发音不同的现象触目皆是,因而书写和认读都 难,人们只好连读带猜。人们经过比较和思考,议论道:“还是咱们的托忒文字好啊!”。还有不少人建议:“为适应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需求,干脆创制拉丁新文 字,从小学开始学它八年就行了。因为,先进的文字最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等。说实在的,现在,蒙古学生学老蒙文难,蒙古族群众认读和理解老蒙文书刊内容 难。
回 顾我区文字改革工作进程,我认为,经验和教训有三个。第一,文字改革的方向必须符合语文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第二,中央、地方的主要领导 者和主管部门的领导者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大力推行方向正确、人民群众认读和书写方便、能适应信息联网的新文字方案。科学的东西,包括先进文字,刚开始时, 往往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领导者有关部门要因势利导。第三,至于两种或三种传统文字的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不要搞统一老文字的事。就拿托忒文 字和胡都木文字的统一问题讲吧。近20年以来,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不但无法统一反而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 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少数民族老文字的[1991]32号文件精神,执行从他们的语言环境出发的方针,坚持对当地民族群众方便的原则(即托忒文字对新 疆蒙古族群众认读和书写很方便),对托忒文字只能进行必要的改进,不能以胡都木文字代替它。
1993 年9月初,阿勒泰的一位名叫明彦的老支书对我说:给我县蒙古学生教胡都木文字,还不如给他们教哈文有好处,最起码他们能搞乡政府的秘书工作。现在,实践已 证明:在新疆蒙古族中推广老蒙文,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效果很不好,群众意见越来越多;影响了团结;从托忒文字退到比它更老的胡都木文字。这种文字改 革本身又不符中央关于文字改革的原则。我们要吸取上述教训。
由 于上述原因,笔者以本民族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设制了蒙古语新文字字母。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文字不是文化的本身,而是文化的工具。把老蒙文字母改成拉丁化 的新文字,决不意味着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为促进本民族新文化发展而创制先进文字。从老蒙古文字到托忒文;从托忒文字到拉丁新文字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 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蒙古文字拉丁化是蒙古民族现代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使用拉丁文字对编写、翻译工作和双语教学也会带来很大方便。在双语教学中,凭 借该新文字学母语准能打好良好的基础。“一般的说,母语水平愈高,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愈强。这是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反复证明了的。”⑤因此,全体蒙古族人民 会支持这具有实际意义的新文字。⑥*我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提出意见,使它更加完善。
结束语: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创造的结晶。在他们的文化交流中文字确实超过文化载体或桥梁作用。21 世纪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是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时代。因此,我们要考虑更大地发挥民族文字的载体功能和社会效益问题。新疆有十三个民族,他们当中的维哈蒙 可锡等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老文字。比如,蒙古文字比起拉丁文字有它的不足之处,对计算机联网不太适应。因此,我们面临着语言文字现代化、计算机编辑、双语教 学、信息网络化等,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沟通信息等紧迫任务。而要实现上述任务。我们首先要靠汉文或《汉语拼音方案》掌握现代化知识。这是大势所趋,只能因势 利导。其办法就是自治区有关部门和蒙古族领导,家长要让蒙古族中小学生学好拉丁化的新文字。这种办法,对双语教学有很大好处;对民考汉的蒙古族年青干部和 知识分子学会本民族语言也会提供很大的方便。
江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他指出:“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⑦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字母,最初只有20个,后来,根据不同国家或民族语言的需要,增加到26个。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有句名言:“没有大胆的猜测,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我希望国务院语办、教育部、国家民委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组织专门家讨论,并在《汉语拼音方案》中能增加“θ ü η”三个音标,用来拼写少数民族人名地名或方言土语等。这也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创新。这θ ü η三个字母除不少阿尔泰语系民族所熟识外,比起“Ö ü ng”字,写起来顺手而简便。其他几个字母(æ 、gh、kh、lh等)完全可以按拉丁字母变通法去解决。这样做,没有什么难点。据北大方正公司有关专家讲,只要上级部门在《汉语拼音方案》中增加上述三个音标,那么他们马上可以在计算机键盘上增设θ ü η字母按键。如果这样,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而且我国计算机的社会效益会大大提高,其国内国际适销性更大了。
 
参考资料:
1、江泽民:《论科学技术》(P.192;P.101,2001年1月第1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
2、转引自岑麒祥著:《普通语言学》(P.158,1957年3月第1版,科学出版社,北京)
3、《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北京)
4、清格尔泰著:《蒙古语语法》(1991年5月第一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呼和浩特)
5、张公瑾著:《语言的生态环境》(《民族语文》P.4,2001年第2期,民族语文杂志社,北京)
6、见《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P.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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